竞猜排行 / 2026-06-24 05:00:26
5月下旬，宋高宗就在诏书中命岳飞出兵驰援顺昌，6月1日，南宋朝廷加授岳飞为“少保”，加食邑700户，6月6日，宋高宗再下诏书，命岳飞“多差精锐人马，火急前去救援，无致贼势猖狂，少落奸便，不得顷刻住滞”，语带责备，但岳飞原有“目疾”，此时又患“寒嗽”，还是迟至6月11日才从鄂州出师，具体部署是以前军统制张宪、游奕军统制姚政率背嵬军、游奕军骑兵出光州北上，岳家军主力将随后出发。
被誉为南宋中兴武功之首的岳飞
6月19日顺昌围解，宋高宗根据形势，制定了反攻战略，诏令岳飞：撒离喝犯同州，郭浩会合诸路，扼其奔冲，卿之一军，与两处形势相撞，况卿忠义谋略，志慕古人，若出锐师邀击其中，左可图复京师，右谋援关陕，外与河北相应，此乃中兴大计。卿必已有所处，唯是机会不可不弃，付此亲札，想宜体悉。
在金军方面，宗弼退返汴京后，以昭武大将军韩常守颍昌，翟将军守陈州（淮宁府），三路都统阿鲁补守商丘（宋称应天府，金称归德），建立了以颍昌、陈州、商丘为据点的外围防线；宗弼与龙虎大王突合速、盖天大王赛里（完颜宗贤）、镇国大王率主力屯汴京，机动作战；山东方面，金将赤盏晖的部队控制着登、莱、沂、密四州，掩护汴京的侧翼；在豫西，金国河南尹李成、王胜等人驻守西京洛阳、河阳，构成了汴京的西部防线。
关于岳飞北伐的具体战斗过程，这里不再赘述，岳家军主力大致是经德安、平靖关、信阳军北上，直扑蔡州、郾城，战斗大约持续了一月时间。从6月底到7月27日班师，岳家军与金军大小数十战，基本实现了岳飞扫清外围，会攻汴京的战略计划。
7月14日颍昌大战后，岳家军乘胜追至距汴京仅45里的朱仙镇，宗弼亲率10万大军迎战，又被岳飞以背嵬军500骑摧破，于是退回汴京固守。
朱仙镇大战后的形势
朱仙镇战后，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章中认为：“虏人巢穴尽聚东京，屡战屡奔，锐气沮丧，得间探报，宗弼已尽弃辎重，疾走渡河，况今豪杰向风，士卒用命，天时人事，强弱已见，时不再来，机难轻失，臣日夜料之熟矣，惟陛下图之”。
宋高宗赵构
这种判断过于乐观，金军确实蒙受了重大损失，但是否已“锐气沮丧”，准备逃走，还缺乏明确的记载可以佐证。
首先，我们之所以说宗弼一败再败，逃回汴京，主要是基于宋人的记载，《金史》是概不承认的，《宗弼传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“时暑，宗弼还军于汴，岳飞等军皆退去，河南平”。《金史》是元人所编，不可能也没必要为女真人避讳，而宇文懋昭的《大金国志》说“宗弼再提兵，与宋将岳飞战，连败”，承认了失败，但也没有提到金军陷于瓦解的情况，宇文懋昭是所谓淮西归正士人，习知金国情况，其说或不虚。
在宋人记载中空前激烈的郾城大战和颍昌之战，对金人来说，很可能还至于伤其原气。金军在汴京周围，仍保有强大兵力，韩常在长葛还有5万兵力，韩世忠围攻淮阳军不克，张俊、王德、杨沂中的主力还在亳州、宿州一带徘徊，商丘仍在金军手中。
朱仙镇之战经文艺作品的演绎，流传众口，但在岳飞孙子岳珂的《鄂王行实编年》问世以前，根本就没有任何史书提及这次战役，很可能是出于虚构，既令属实，则宗弼以10万大军出征，虽被岳飞500精骑摧破，也不可能损失太多的有生力量。
与此同时，却有记载表明，当时宗弼不仅不准备放弃汴京，而且颇有故示虚弱、诱敌深入的可能，史载宗弼“与龙虎大王等会于东京，议以为（宋军）诸帅皆易与，独岳飞孤军深入，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，其锋不可当，欲诱致其师，并力一战。”
《大金国志》中亦有宗弼“出入许、郑之间，签两河军，与番部凡十余万，以谋再举”的记载，这些史实充分说明金军根本没有北逃的打算。
然而7月16日，岳飞得知忠义军统制赵俊、乔握坚等人在金军后方攻下赵州后，立即上书宋高宗“金贼近累败，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过河，唯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，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南，此正是中兴之时”。显而易见，岳飞把宗弼派遣8000人过河，看成是金军主力即将撤离汴京的征兆，其实从以后的记载看来，宗弼遣兵过河，很可能是为了镇压后方的义军，应是正常的军事部署。
当时中原义兵蜂起，金军处境困难，但没到瓦解的地步，宗弼在汴京“签军”，汉人拒不应募，本是意料中事，应不会影响女真士兵的士气和斗志,《宋史·岳飞传》提到：“金统制王镇、统领崔庆、将官李凯、崔虎、华旺等皆率所部降，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千户高勇之属，皆密岳飞旗帜，自北方来降，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”，也言过其实。
如韩常是宗弼的腹心将领，累战有功，按《金史·百官志》说法，昭武大将军是正四品武职，官位不低，建炎四年的富平大战中，张浚以20万大军包围金兵，“宗弼陷重围中，韩常流矢中目，怒拔去其矢，血淋漓，以土塞创，跃马奋呼搏战，遂解围，与宗弼既出。”以韩常之勇，难以理解他会因暂时的失利而请降于岳飞。
以往的史料对于河北义军的战斗力也作了过高估计。这些义军成分复杂、组织松散，要想攻克金军设防坚固的城市并不容易。如绍兴八年（1138年），忠义军民兵十多万人打着岳飞旗号，围攻郓州，时金国守将完颜昂仅有5000余人，双方相持几天后，占绝对优势的民兵居然攻之不克；此后，民兵又转围邳州，那里的金军只有1000多人，民兵强攻不克，又挖掘地道，都被金军一一挫败，最后金国派来援军，抗金民兵遂一哄而散。
郓州、邳州位于山东，邻近南宋统治地区，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群众基础相当好，表现尚如此不济，在金军和伪齐政权盘踞多年的中原，情况不问可知。
对于金宋战争的总体形势，也应有一个客观的评价。南宋在战争中成长了一批以岳飞、韩世忠、吴玠、刘锜为代表的名将，不堪一击的情况早成历史，金军也从原来的全线进攻，转为对川陕、河南的重点进攻，就是这种形势的反映。
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南宋具备了收复中原甚至灭金的实力，其实当时的形势对岳家军来说空前严峻，由于战线过长，岳家军分兵把口，主力已经分散，在《乞刘锜依旧屯顺昌奏》中，岳飞提到“本司所管军马，已分布调发前去陕、虢、西京、陈、蔡、颍昌、汝、郑州一带，并已有差往河东、河北措置事宜，已两次申奏，乞将刘锜一军且令于顺昌府屯驻，庶几缓急可以照应。”七月中旬，岳飞又要求“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”，言词恳切，可见一斑。
双方兵力对比
绍兴三年（1133年），宋高宗将原来的神武左、右军和御前巡卫军整编为前、右、中、左、后、选锋、护圣七军，每军皆设统制，岳飞为神武后军统制，有众2.4万人，次年，岳飞进攻伪齐的襄、邓六郡，又将荆湖北路安抚司统制崔邦弼、颜孝恭的部队编入岳家军，时崔部3000人，颜部1900人。
到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，岳家军在洞庭湖讨平杨幺起义军，“得强壮者数万人以充军”，兵力有了一次爆炸性的增长。同年，宋高宗又将神武护军改番号为行营护军，韩世忠为前护军、岳飞为后护军、刘光世为左护军、吴介为右护军、张俊为中护军，这五支大军成为南宋军队的主力，韩世忠等人也被称为五大帅。其中：
岳飞的后护军10余万人，以鄂州（湖北武昌）为基地，辖十二军，有统制22，统领5，正、副、准备将252，共84将的编制；
岳飞的后护军拥有前军、后军、左军、右军、中军、游奕军、踏白军、选锋军、胜捷军、破敌军、水军和背嵬军等十二军，背嵬军是岳飞亲兵，最为精锐，是一支疆场决胜的强大力量，仅骑兵就有8000之多。
因此在北伐时岳家军的实际兵力估计应在10万左右，而且将校级军官较绍兴五年增长了1.8倍左右，每位将领所率的平均兵力从绍兴五年的3300人下降到绍兴十年的1200人，岳家军的军官比例之高已经远超其它四护军。
岳家军兵力虽多，但辖境日广，必须留下足够的守备部队，岳飞分兵万人屯江州，其余各处留守部队合计亦应不低于万人，这样算来，北伐主力应在8万人左右。
金军方面，兵力一直交待不详，顺昌之战时，宗弼军大约有10万左右，这里不包括那些宋朝降将的部队，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说“郦琼、孔彦舟、赵提刀等人皆单骑列于阵外”，孔彦舟是南宋叛将，李成是草寇出身，郦琼在淮西叛变时带走了4万大军，可知这些人当时都拥有庞大部队，如金国的河南尹李成与南宋河南兵马钤辖、忠州团练使李兴相拒时，就拥有10万大军，如果再加上金将徐文、王伯龙、阿鲁补等人的部队以及汴京的留守部队，金军总兵力不会低于20万人。
阿鲁补官司三路都统，是金国手绾重兵的大将，金国兵制，每位都统手下皆有五、六万人马，而且“循旧制，间年一征发，以补充老疾死亡之数”。《金史•阿鲁补传》说“宋兵来取河南地，宗弼召阿鲁补与许州韩常、颍州大杲、陈州赤盏晖，皆会于汴，阿鲁补以敌在近，独不赴。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，阿鲁补的部队独立成军，并不接受宗弼的指挥。
所以在张俊、韩世忠、杨沂中、刘锜撤退后，中原地区的金军兵力应该远超岳家军，且处于内线作战的有利态势，宗弼“为人豪荡，胆气过人，猿臂善射”，《金史》说他“临阵督战，矢石交集，指挥三军，意气自若，用兵制胜，皆与孙、吴合，可谓命世雄材矣。至于亲冒锋镝，进不避难，将士视之，孰敢爱死乎？宜其所向无前，日辟国千里也。”
从整个战场态势来看，岳家军因兵力分散，逐渐失去进攻锐势，所谓“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”，正是岳家军的真实写照，岳飞也有些累胜而骄，才会对部下说出：“直到黄龙府，与诸君痛饮耳”的豪语，这说明他已不能客观判断当时的战略形势。在这种轻敌思想指导下，岳家军如继续孤军冒进，后果难料。
岳家军中原决胜的战略评估
现在的史书和影视作品大多对岳家军北伐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，似乎没有其他几路大军的支持，岳家军也能挫败金军，收复中原，然而这种可能性其实微乎其微。
这里，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原战场的态势。当时，韩世忠的前护军以一部兵力占领海州、谭城，主力包围淮阳军，威胁徐州，但因淮阳军始终不克，因此金军赖以掩护汴京的侧翼据点商丘就安全了，同时排除了韩部经济州、濮阳迂回金军侧背的可能。张俊的中护军和王德部收复了濠州、宿州、亳州，本有机会进克商丘，威逼汴京，但是张俊畏敌避战，回军庐州，这样就只剩下岳家军孤军奋战了。
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，也就是整个北伐最激烈的这段时间，史书中没有任何关于岳家军行动的记载，我们只知道，大约6月中旬左右，岳飞亲自统兵占领了蔡州，宋高宗还曾因此命令户部筹措银、绢五千匹，以充岳家军犒赏之用。
此后的一月时间中，岳家军主力进行了九次大规模会战：颍昌之战、陈州之战、郑州之战、洛阳之战、郾城的两次大战、临颍的两次战役、颍昌决战，连战皆捷，一直攻抵汴京附近，但这些战役究竟歼灭了金军有生力量，一直是个谜。
6月中旬，岳飞的前军统制张宪率背嵬军骑兵从光州北上，于6月19日抵近汴京西南的重镇颍昌，批亢捣虚，直插金军腹心之地，在颍昌以南40里处，打败金将韩常的部队，韩常退往汴京与宗弼会合，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说韩常退往陈州，与史实不符，张宪遂于次日收复颍昌。岳飞用兵，一贯讲究乘势而发，大约6月21日左右，他“已离蔡州，向北措置，”6月23日，岳家军先锋统制官孙显在蔡州和陈州之间，打败排蛮千户的金军，6月24日，张宪分兵东向，进至距陈州十五里处，败金军骑兵3000人，接着打败金国守将翟将军夺取陈州，又在城北与从汴京调来的金援军激战，虽击败敌人，但自身伤亡亦大，因此张宪又退回陈州。6月25日，踏白军统制董先、游奕军统制姚政在颍昌打败来犯的金军6000余骑，同日，中军统制王贵的部将杨成等人在郑州以南打败金将漫独化部5000人，收复郑州。6月29日夜，王贵部将刘政在中牟劫营，打败金军，缴获战马500多匹，7月1日，中军副统制郝晸攻西京洛阳，打败李成的杂牌军，于7月2日克城。
岳飞当时“率兵自屯郾城县，又遣王贵、董先、姚政、冯赛、岳云等兵三万占据颍昌，为永驻之计，又分兵攻战诸州。”显而易见，这时的岳飞认为金军兵败如山倒，不足为患，剩下的就是收拾残局了，因此过早分散了兵力，宋高宗在诏书中提醒他，“须过为计虑，虏怀螫毒，恐至高秋马肥，不测豕突”，告诫他“须占稳自固，同为进止”，岳飞并没有留意，如此一来，作为岳家军北伐大本营的郾城就唱起了空城计。
宗弼侦知这一情况后，采取猛虎掏心战术，会合龙虎大王突合速、盖天大王赛里、韩常等部1.5万骑兵在陈州和颍昌之间取径路突袭郾城，在郾城以北20多里处，与岳家军发生激烈的遭遇战。这一仗史书上写得很热闹，岳家军步骑兵一齐出阵，一会麻扎刀，一会提刀，一会巨斧，反正十八般兵器，全拿出来了，将领和士兵们誓死奋战，呼声震天动地，杀得昏天黑地，最后，金军伤亡惨重，大败而逃，趁天黑向临颍方向撤退。
岳家军主力背嵬军和游奕马军
一直以来，郾城大捷都被视作岳飞的卓越战绩，那么，当时岳飞在郾城到底有多少兵力呢？《鄂国金佗稡编续编》说“先臣以轻骑驻于郾城县”，岳飞在奏折里也有“遣发背嵬、游奕马军，自申时后，与贼战斗”等语，前文提到，背嵬军仅骑兵就有8000余人，如再加上步兵至少应该过万，游奕马军兵力也不应低于5000，就算两军各有一部兵力不在郾城，实际兵力也不应该比金军1.5万骑少很多，因此郾城之战算不上以少胜多。
再看战果，岳飞奏折描写“杀死贼兵满野”，似乎歼敌无数，但下文又说“夺到马二百匹”，一场如此激烈的战斗，歼敌无明确数目，只缴获二百匹战马，怎不令人生疑？7月10日，岳家军又在郾城以北的五里店，打败一支千余人的金军，这一仗岳飞亲自上阵，斩金将阿李朵孛堇，但战斗的规模也不大。
郾城之战后，宗弼不但没有撤回汴京，反而屯兵于郾城、颍昌之间的临颍。当时颍昌有张宪等部三万余人，郾城有岳飞的万余亲军，东边的陈州有岳飞部将刘永寿和史贵的部队，在颍昌以北的郑州，还有踏白军、游奕军、中军的部队，宗弼置身此地，旨在发挥内线作战优势，切断郾城与颍昌的联系，但稍有不测，必定全军覆没。
7月13日，张宪率主力南下郾城与岳飞会师，岳家军集合了背嵬、游奕、前军等部在临颍聚歼金军，可是宗弼避其锋芒，出其不意在小商河围歼了孤军突出的岳家军杨再兴部骑兵300人，杨再兴、高林、王兰、罗彦、姚侑、李德等6名将校阵亡。此战之后，宗弼留下8000人守卫临颍，自率大军乘虚北上攻击颍昌，这一连串迅雷不及掩耳的机动，显示了宗弼的指挥才能，张宪大军赶到后，虽然击溃守军，重占临颍，但已失先机。
7月14日，宗弼突然出现在颍昌城西，这次他集中了镇国大王、韩常和四个万户的三万骑兵准备攻城，同时，又派6000骑兵在临颍东北，牵制张宪大军。
当时，岳家军在颍昌的兵力不详，但张宪主力离开后，岳家军中军统制王贵已率中军、踏白军、选锋军各一部从郑州赶来接防。岳飞意识到失策后，也派其子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军前往增援，估计颍昌岳家军兵力应不少于三万。岳云转守为攻，让踏白军统制董先、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，自己与王贵、姚政率中军、游奕马军、背嵬军出击。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，以致宿将如王贵者也产生了怯战之意，战后曾遭岳飞的严厉斥责。
女真骑兵一直以“坚忍”著称，每战奋勇争先，“败而不乱”，“更进迭却”，战斗力非常强劲，但颍昌大战，斗志旺盛的岳家军 “人为血人、马为血马”，最终赢得了胜利。
金军重甲骑兵铁浮屠
7月18日，张宪部将徐庆、李山、寇成、傅选在临颍东北，打败了宗弼派去牵制的六千骑兵，缴获战马百余匹，追击十五里。
总的来看，颍昌之战，战果其实有限，据岳飞的“王贵颍昌捷奏”称，“杀死万户一人、千户五人，贼兵横尸满野，约五百余人”，又说“杀其统军夏金吾以下将校七十八人，小番二千余人”，金军仅仅死了三千人，何谈横尸遍野？因此，后世的史书妄作猜测，因五百的数量太少，擅自将其改为五千，这显然不能令人信服。即使金军损失了五千人，也算不上什么重大损失，何况金军在中原还有雄厚兵力，因此颍昌之战不具有决定性质。
由历次战役的伤亡可知，岳家军虽然屡战屡捷，但歼敌数量并不大，仅按有明确记载的数目来看，历次战役合计也不超过二万人，对金军来说谈不上根本性的削弱，岳飞却高兴地对部下说：“今次杀金人，直到黄龙府，愿与诸君痛饮！”黄龙府就是今天的吉林农安，为金朝建国后最先攻取的辽国重镇，从此语可以看出，当时岳飞已有乘胜灭金之意。
功败垂成的北伐
颍昌之战后，战局迅速恶化，除岳家军顿兵中原之外，其余各路宋军已纷纷退兵，韩世忠还军楚州，张俊、王德回庐州，淮西宣抚副使杨沂中归镇江，刘光世还池州，刘锜退回太平州，岳家军孤军突出已成定局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秦桧唆使御史中丞罗汝楫上书“兵微将少，民困国乏，岳某若深入，岂不危也，愿陛下降诏，且令班师，将来兵强将众，粮食得济，兴师北伐，一举可定，雪耻未晚，此万全之策也！”当时，岳家军的部队分布在颍昌、陈州、蔡州、汝州、西京、永安军、郑州、郾城的广大地区，兵力分散，不敷需用，实际上已经无法前进，
在如此广袤的地区作战，岳家军的后勤补给已经达到极限。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：宋代“军粮自赉，每人给粮二斗余，盛之于囊以自随，征马每匹给生谷二斗，作口袋，饲料日以二升为限，旬日之间，人马俱无饥色，”这里提到了人马自带十日粮的极限。岳飞早年攻蔡州时，有兵二万，“七分披带，持十日粮”，其中战斗兵一万四千，尚有辎重兵六千和火头军等，可见，在当时情况下，两个正规军就要一个后勤兵支持。
按照“人负六斗，驼负三石，马、骡一石五斗，驴一石”计算，十万大军，每人每月六斗，加上马料应在七万石以上，要保障岳飞北伐大军的供应，就需要相当于十一万六千民夫，或七万头驴，或四万六千匹马、骡，或二万三千匹骆驼的运输力，而民夫、马夫、牲口本身自用的粮秣还未计算在内，可见，岳飞北伐中原，后勤压力是很大的。
战争也使得岳家军的武器装备得不到补充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载，这次北伐结束后，南宋的刘锜、韩世忠、岳飞等军“皆造军器，所乞牛皮，至十余万张，郡邑往往杀牛以应命”，岳飞向来爱民如子，之所以一反常态，强征牛皮，也足以说明，岳家军在北伐战争中，武器装备的损失确实非常严重，亟须补充。
金军则不必为后勤补给担心，军行之处“涸泽而渔”，强征民众递补军队也是常事。金国疆域广阔，不仅拥有原来辽国的全部领土，还侵占了宋朝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，因此兵员潜力巨大，史载：金国“每有征发及边衅，辄下令签军，使远近骚动，民家丁男，若皆强壮者，或尽取无遗，号泣动乎邻里，嗟怨盈于道路。”
在这种情况下，岳家军在中原与金军相持日久，必定凶多吉少，岳飞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处境，7月4日、5日，他在郾城连章宋高宗，“伏望速赐指挥，令诸道之兵火急并进”，但宋高宗只回复说“右勘会已降指挥，杨沂中除淮北宣抚副使，于今月二十五日起发，刘锜除淮北宣抚判官，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，札与岳飞照会，今札送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计使岳飞少保。”
这时的金军已经能够发动局部反攻，7月中旬，金军一部在陈州击溃岳飞所委的“权知淮宁府”刘永寿和将领史贵，二人逃回郾城，岳飞大怒之下，将刘永寿撤职，另派胜捷军统制赵秉渊前往收复陈州，赵秉渊也是一个倒霉鬼，早先岳飞醉酒发怒，曾把他打了个半死，这次收复陈州又是苦差使，7月23日，赵秉渊才到陈州，7月17日，岳飞已经奉诏班师了，因此赵秉渊进入陈州没几天，就不得不撤退了。此时，金将孔彦舟所部也寻机在郑州袭破岳家军一部，生擒曾在中牟劫营、立下战功的岳家军将领刘政。
在宿、亳方向，张俊撤退后，金国三路都统阿鲁补以郦琼为先锋，南下反攻亳州，俘南宋守将兵马钤辖卫经，重新夺回了亳州、宿州。
7月17日，宋高宗以岳飞孤军深入为由，一天十二道金字牌，令岳飞从中原班师，心有未甘的岳飞一度抗诏不从，在奏折中“累千百言”，请求宋高宗收回成命，但事实已无法改变。岳飞与诸将商议，皆以为不可久留，岳飞叹道：“所得州郡，一旦都休，社稷江山，难以中兴，乾坤世界，无由再复！”
岳家军大约于7月21日、22日开始从中原地区撤退，岳飞本人7月27日就已经返抵顺昌，秦桧父子出于私心，窜改史书，捏造岳家军出现了“军皆溃”的情况。
据说岳飞接到班师诏书后，军士应时皆南向，旗靡辙乱，飞望之，口呿而不能合，良久曰“岂非天乎！”飞以亲兵二千，自顺昌渡淮，赴行在。参考《金史·宗弼传》，并没有提到金军追败岳家军的情况，也没有提到这一阶段发生过什么重大战事。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“岳侯传”关于这次撤军的说法比较可信：
侯（岳飞）承宣诏，又不敢便行收兵，恐宗弼闻知，断我军路，故虚张声势，科买布帛，造战牌，言进兵北讨。宗弼使人探听，闻知侯有北讨之意，引兵夜遁一百余里，我兵亦退四十五里。至襄城，先令牛皋奋战，时有人报宗弼曰“南家兵奔走，已弃颍昌，”宗弼提兵复追侯军，侯屯于蔡州。时梁兴在河北绛州，尚未得知，侯谓诸将曰“梁兴见在河北，与金人决战，退走翼城县，赵秉渊战守淮宁，亦不知南归。”侯遣李山、史贵将兵救梁兴、赵秉渊等回蔡州。宗弼不敢进兵，诸将军人马依次调发归江夏。
从容撤退，严整有序，同时分兵接应陷入敌后的部队，进退有据，稳健持重，才是岳飞用兵的风格，当然不可否认，这次功败垂成的北伐，对于岳飞和岳家军主要将领来说，不啻为一次沉重的打击。《中兴遗史》记载了一个故事：
岳飞自郾城回军也，在一村寺中，与王贵、张宪、董先、王俊夜坐，移时不语，忽作声曰“天下事竟如何？”众皆不敢应，惟张宪徐言曰“在相公处置耳！”
舍死忘生的奋战，换来的竟是前功尽弃，千载之后，我们仍能感到，在那个孤灯对坐的夜晚，壮志示酬的岳飞是怎样的抑郁和愤懑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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